张寿砚，男，榆社县西马乡南白村人。1917年生，家境贫寒，9岁始随兄半耕半读。1934年以特优成绩考入“以道义为之先”的山西省立第八中学。1937年中学毕业后，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参加青抗会、牺盟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游击纵队三大队指导员，县四区牺盟会秘书，县公安局秘书，独立营副营长，一区区长、区委组织部长。1942年年初任榆社县委敌区工作站站长。1943年农历8月13日壮烈殉国，年仅26岁。

少年壮志终报国 一腔热血铸忠魂

——记张寿砚烈士

热血滔滔，

像江里的浪，

像海里的涛，

常在我心里翻搅。

只因为耻辱未雪，

愤恨难消。

四万万同胞啊，

洒着你的热血，

去除强暴！

这是抗战时期在我太行山区广为传唱的一首歌。60年后的今天，重新聆听它，那跳动的音符、雄壮的旋律，总会令我想起一个英雄的名字——张寿砚。

还在读中学时，张寿砚同志就胸怀大志，常以“振兴中华”自勉。参加革命后，立志“革命到底，终身报国”。

1938年，日军进犯白晋铁路，张寿砚同志就带领游击队员“配合八路军，游击于祁、太沿线，袭击敌人，打击其气焰，鼓舞人民抗日斗志”。

其队伍改编为八路军正规部队后，张寿砚同志留在地方工作，他“积极筹办合理负担，屯积军粮，保卫地方治安，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开展对敌斗争”。

1940年日军占领榆社后，他又“组织群众同敌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凡是距敌据点5里地以外的村庄，一律都不做敌人的‘维持村’。坚持斗争直到9月‘百团大战’赶走日军，收复榆社”。 （《榆社党史人物论丛》）

1942年农历2月，日军再度占领榆社，这一次，敌人来势凶猛。他们在杜余沟、连家庄修筑炮楼及各种防御工事，大肆网罗民族败类，对我军民实行“三光”政策，疯狂残害榆社人民，杀害党的干部。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制造了潭村、青峪两大惨案。一时间，血雨腥风笼罩榆社大地，榆社人民的抗战历史翻开最为艰苦卓绝的一页。在群众中享有盛誉，有文化、有知识，智勇双全的张寿砚同志临危受命，担任了我敌区工作站站长。他佯装百姓，在敌区发动和组织群众与敌人周旋，抗拒“维持”，侦察敌情，传递情报，瓦解伪军，铲除汉奸。据与张寿砚同志同村同岁的白吉福老人回忆：工作站设在县城附近的贡家坪，为避免敌人偷袭，张寿砚与同志们白天在此工作，晚上则分散到常家垴的麦地里、玉米地里稍作休息。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他们以苦为乐。对他们而言，能为党为人民做一些事情，能为自己的信仰而战，就是无上的光荣。

那时，榆社县城是满目疮痍。从1938年开始，日军的多次狂轰滥炸已将一个具有北方情韵的小城变为一堆瓦砾。人们无家可归，只好蜗居在离县城不远的狐老爷沟。没有土地，他们只好做买卖嫌点钱买粮糊口。但鬼子来后又将城里的粮店全部捣毁，即使有钱也无处买粮了。多少人家处在断炊的困境之中。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张寿砚同志心急如焚，他给同志们下达命令：不能饿死一个人。他们一起想方设法，战胜重重困难，帮助群众到30华里以外的社城镇买粮买物，保住了许多人的性命。由于张寿砚同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因而深得百姓爱戴。群众待他也如自己的亲人，帮助他，关心他，遇到紧急情况掩护他。在人民群众这一片汪洋大海中，张寿砚同志如鱼得水，抗敌工作开展得很是顺利。

这一年农历9月，日军为加强自己的力量，成立了警备队，队长由孙玉文担任。当时，孙玉文的父母也住在狐老爷沟。了解到孙玉文及其父母还算是开明人士后，张寿砚同志与张丙至隔三差五到孙玉文家做工作，他们与两位老人谈心拉家常讲政策，帮他们劈柴挑水扫院。本就对张寿砚同志心存敬佩的老人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们也力劝儿子“悬崖勒马”，别做民族的罪人。另一方面，张寿砚他们又强迫孙玉文告知日军活动情况，然后用“鸡毛信”将消息传送到各村各镇，全县人民“空舍清野”，多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阴谋。渐渐地，张寿砚、张丙至，几乎天天与孙玉文接头，了解敌情，不断营救被抓的群众，很好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张寿砚同志抓住一切机会教育孙玉文，给他讲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讲国内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的斗争形势，讲日本人倒行逆施、灭绝人伦，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孙玉文在他们的策动下，与20多名警备队员带着31支枪投诚了我抗日政府。这一举动，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力量，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为我抗日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孙玉文的投诚也给还在继续替鬼子卖命的伪军及其家属以极大的震动，许多人开始思考他们将何去何从。张寿砚同志抓住时机，与大家分头去做工作，尽最大努力瓦解其心理。为革命争取每一份可能争取的力量……

1943年农历8月13日，张寿砚同志参加完我抗日政府在河窊、东清秀村召开的为期一周的工作会议，回到了距县城15华里的南白村探望患病的哑巴二哥，他请来的大夫刚刚坐定，就接到紧急情报：我西方山村的一名抗日干部被鬼子抓走了。张寿砚同志立即起身，告别身怀六甲的妻子和想留他在家过中秋节但深明大义的母亲，匆匆赶赴敌区秘密联系被捕的同志，让他假意投降，将计就计，打入敌人内部。

出了南白村，张寿砚同志取道浊漳河岸的小树林，因为县城方圆10华里以内的村庄已被敌人强迫成了“维持村”，他无法从大路上通过。树林里没有路，污泥杂草让他难以下足。他索性脱了鞋袜，挽起裤腿，赤足而行。

接近晌午，张寿砚同志来到了距县城3里地的寨沟村村口。突然，前面出现一队日伪军。由于长期在油灯下熬夜读书，张寿砚同志的眼睛高度近视，等他分辨清情况迅速钻入旁边的高粱地时，他已被敌人发现。敌人包围了高粱地。张寿砚同志不幸被捕！

敌人把他押到了与南白村隔河相望的南河底村，绑到了村边一棵粗壮的柳树上。伪军中有反正投诚后因受不了我抗日军民艰苦生活又跑回去的败类，他们向鬼子汇报：这是赫赫有名的中共干部！就是你们四处张贴告示抓捕的张寿砚！鬼子决定逼张寿砚投降。

他们先在张寿砚同志的头上贴上写有“共匪”二字的纸条示众，然后让伪军轮流上阵劝降，均被张寿砚同志大声唾骂。有一个姓王的伪军是张寿砚在省立八中读书时的同学，他劝张寿砚：“只要愿意投降，可以保住你的性命，以后找机会放你回去。”但张寿砚同志不答应，他说：信仰与性命孰轻孰重？做人不可一日背叛祖国，背叛养育自己的土地、养育自己的人民。敌人见他坚贞不屈，便严刑拷打，他们将张寿砚同志的衣服全部剥光开始毒打。张寿砚同志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血溅四处。面对敌人的兽行，张寿砚同志大加痛斥，恼羞成怒的鬼子命日伪军20余人持枪上刺刀，将张寿砚同志围住，一人捅一刀。张寿砚同志被捅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鲜血淋漓不止，染红了那棵粗壮的柳树干，染红了他脚下的土地。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维持会！”“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壮烈牺牲。

苍天可鉴，大地作证，年轻的张寿砚同志用他宝贵的生命践行了“革命到底，终身报国”的誓言，用他的一腔热血铸就了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的民族之魂！

张寿砚同志牺牲后，党中央延安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他的英雄事迹，号召全党向他学习。抗战胜利后，榆社人民在县城与南白村为其扶碑立石，以流芳百世。

六十二年后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的灵魂依然激荡不已。白吉福老人说：“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其实，寿砚同志又何尝不是这样啊！他奋斗的生和惨烈的死，价值有多大啊！”是啊！张寿砚同志在生命的长度上没有达到父母给他取名时所希望的“寿”，但他的英名永存，精神永存！榆社的历史不会忘记他，榆社人民不会忘记他，榆社人民的子孙后代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