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海有着浓得化不开的黄河情结。2022年初夏，当他把山东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黄河传》递到我手时，我深切感受到了这本书的分量之重。正如著名作家王兆胜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黄河传》是一本将情与理、知识与智慧、现实与理想、爱与恨、宏观与微观熔为一炉的重要著述。”

张中海的《黄河传》共有16章，50余万字，架构恢宏，内容浩繁。内容涉及地质地理、历史人文、风俗风物种种，俨然一部文学的、诗意的黄河小百科全书。

黄河源头静谧安然、不动声色的稚气泉流，蓝黄交汇处入海口的散淡慵懒、波澜不惊，令人身处诗情画意之中；亘古未见的“黄河露底”，世界河流奇观的“揭河底”、神秘莫测的“河喘气”，400年“不满不溢”将洪水泥沙吃光的“聚湫”，人入水不沉、泉沙涌动，如绸拂身的“瀵泉”，深奥神秘的“河图洛书”，东平湖蜃景“陷皇城”等奇闻异观，令人一读难忘；撒拉人的婚礼、东乡人的临夏、保安人的腰刀、土族的“拦门盅”等民族风情，令人眼界大开；青藏高原的贝壳岭、虾山，马家窑的彩陶，马莲河畔的黄河古象化石，河套人把“驯服黄河”牌匾送进博物馆等，启人哲思；济水“三伏三见”的辨析，贾让、王景、贾鲁、潘季驯、林则徐、刘鹗等人的治河之策，小人物牛玉琴、张应龙等的治沙之路，都令人大长见识……而让我感受最深切的，还是贯穿全书始终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沉重的兴衰之叹。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而作为母亲河的黄河，本就是中华民族一个最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下游河道，由于泥沙堆积，而成为世界著名的“地上河”“悬河”。信史以来至1949年，黄河2600余次大决口，26次改道，5次大改道成“中华之忧患”。几千年来，围绕她所产生的乱与治、疏与堵、沉与浮、湮与兴……“几乎所有中华民族的骄傲与屈辱、辉煌与灾难、文明与蒙昧、都可以从一条大河看到玄机”。

治河，是历朝历代之大政。和世界其他大河不同的是，黄河治理不仅仅是一项宏大工程，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大计。所谓黄河定则天下治，黄河滥则天下乱。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倾力治理大河，黄河，已经实现了70多年的安澜。特别是当前，以生态多样性为主旨保持母亲河健康生命的行动，正成为上下同心的国策，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千万不能忘记”，黄河生命曾遭受的威胁——断流。

自1972年黄河下游首次断流，至1999年的28年中，黄河有22年连续断流，累计1079天。其中，1997年黄河断流至河南开封以下陈桥，达704公里，时长300天。断流不仅在下游，由于生态原因，黄河源头的水量也在急剧减少，扎陵湖和鄂陵湖之间，曾断流半年。

断流，不仅让黄河沿岸，黄河三角洲的工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还使黄河生态遭受毁灭性打击。

“悬河、干河，都是死河象征，这是民族的灵魂问题。”

“黄河的水干了，妈妈哭了……”

振聋发聩，惊心动魄，令人沉重一叹！

由于南宋以水代兵，人为决堤黄河，夺淮入海。727年间，特别是明清两代，为保漕运，虽有能臣殚精竭虑，虽然耗尽国财民力，终究违反自然规律，用不计其数的工程把黄河治理得支离破碎，水患频仍。为什么坚持漕运不开海路？为什么上有郑和七下西洋之壮举，下有大臣泣血之上书，民间有冒“海禁”之大犯的海路探索，当政者仍以“不许片板出海”为国策呢？

直到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渤海，运河山东段淤废，漕运才被迫改为海运。由陆地到海洋这是个历史性转折，但已经晚了几个世纪，彼时的中华民族早已落伍了。

读《国家命脉》“徐淮古道”一章毕，又不由得沉重一叹！

张中海曾经对我谈起，正是由于亲身体验了黄河断流的景象，才让他每一提及黄河就沉重不能自已，才更加坚定了他写一部黄河大书的决心。

由大河断流进而引发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河兴国兴”，由此引发出的忧患意识和沉重的千古之叹，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华民族振兴之路，从来不是坦荡之途。所幸，欣逢盛世，经过多年倾力治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明显向好，水沙治理成效显著，滔滔黄河水，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两岸。（张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