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榆社县临委会的建立及斗争

1935年10月，任悟僧到太原，同任爱生一起向中共山西省工委汇报工作。在省工委负责人李学渊（又名李瞬卿，太师党组织负责人）安排下，省工委负责人、中共华北局特派员张天一（化名）等领导，在太师篮球场听取了汇报。汇报中，山西省工委批准接收刘范五、刘汉文、宁光珍等三人为中共正式党员（汇报中任悟僧首先介绍了刘范五是1933年由他介绍发展成为党员的，省工委予以承认）。汇报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天。汇报后，省工委指示让任悟僧继续回县开展党的工作。

1935年12月初，任爱生从太原师范学校回县，带回省工委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榆社县临时委员会的指示。12月10日，在偏良庄刘范五家的西房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榆社县临时委员会，任悟僧任书记，任爱生任组织委员，刘范五任宣传委员，刘汉文、宁光珍任委员。根据省工委指示，当时主要工作任务有五项：一、发展党员；二、壮大党的外围组织；三、开展抗债斗争；四、反对阎匪防共团；五、准备武装暴动。在会上同时审查吸收了刘海鱼、程槐荣、姚忠祥、张克和、宁中元、陈五则、田五则同志为中共党员。此时，全县有十多个党员、十多个团员，党的外围组织发展到1000多人。县临委成立后，任悟僧、姚忠祥首先在和平村建立了榆社县第一个农村党组织——和平村党员联合支部，宁光珍任书记。同时领导了抵制防共团抽丁的斗争。防共团，是1935年阎锡山在山西成立的反共地方武装。为了扩充兵力，防共团下令在各村青壮年农民中进行抽丁。榆社县成立了防共团大队，云竹区是中队。凡年满18虚岁的男性青年都在抽丁之列。于是，党团组织利用各种方法抵制抽丁，党团员们做了大量工作。姚忠祥便是其中之一。他一面四处奔走，到被抽丁青年家中做工作，让他们设法隐蔽、疏散；一面和自己熟悉的老师联系，让有条件的青年到学校上学，躲避抽丁。当时高庄村的赵森林，恰好年满18岁，在抽丁之列。姚忠祥同志便打通关系，把这个青年农民送到云竹小学读书，躲过了防共团的抽丁。

组织暴动，夺取政权，是党组织当时的主要任务。1936年2月5日（农历正月十三）在偏良庄刘范五家中召开了县临委扩大会议，任悟僧、任爱生、刘范五、刘汉文、宁光珍、刘海鱼、姚忠祥参加了会议，党的同情分子、英雄会领导人之一孙向荣列席了会议。当时会议决定，于1936年阴历正月二十八（阳历2月20日），举行武装暴动，并研究了具体的暴动计划，乘农历正月二十八榆社县城赶会之机，将暴动队伍扮成文武社火，分两路攻占县城，夺取政权。武器来源也有了安排，国民党县公安局警察赵云程（韩村人）是英雄会会长宁光珍的外甥，是党组织派遣打入敌警察局内部的共产党员，和宁光珍单线联系。县临委决定通过他从国民党警察局搞60多条枪。另一方面通过情报组长宁仲元从辽县（今左权县）搞几十条枪。参加暴动的人员主要是英雄会成员，这时英雄会规模已很大，会长宁光珍，副会长曹全保（宁家沟村人）、宁福柱。下设四个小组（每组为一个排），第一组组长宁焕武（党组织派他到防共团做地下工作后，交给石芝茂负责），第二组组长宁仲元，第三组组长侯贞维，第四组组长郝玉金，还有赵丕显、贺朴孩等几十名骨干。仅宁光珍在榆社和太谷、武乡等周边县就有好几百名徒弟，宁福柱、曹全保在榆社县也有几十名徒弟，而骨干分子也都能带领一大批人参加暴动，因此，组织暴动的信心很足。准备暴动后建立一支红军，失利时便撤到武乡、沁源边界地区一带，与东征红军主力会合。会议还秘密审查接收了打入云竹防共团的宁焕武同志加入党组织。会后，各自分头布置工作，准备暴动，并派任爱生向山西省工委请示、汇报工作。

中共愉社县工委成立及活动

1936年2月中旬，任爱生同志到太原向山西省工委李学渊、张天一汇报工作，山西省工委指示：加强准备工作，推迟暴动时间。汇报后省工委决定任爱生与省工作特派员刘世明（成成中学学生）一起回榆社。本来省工委还计划派一个军事顾问到榆社，因无适合人选搁置此事。临行前，李学渊和张天一交给任爱生同志一封省工委给榆社县临委的指示信，内容是撤销临委，成立中共榆社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县工委），工委主要任务是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迎接红军东渡。省工委还派太师学生张松操（张正一，后在总参工作）到晋南与红军联系，没有音讯。

1936年2月18日（阴历正月二十六日）在河窊村刘汉文的家里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榆社县工作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有任悟僧、任爱生、刘世明、刘范五、刘汉文、宁光珍、刘海鱼7 个同志。会议传达了省工委指示，按省工委指示由任悟僧任县工委书记，任爱生任组织部长，刘范五任宣传部长，刘汉文任军事部长，宁光珍任军事部副部长兼赤卫队总队长，刘海鱼任军事部副部长，姚忠祥任共青团榆社县委书记。会议根据省工委指示精神，将武装暴动的时间，由原定2月28日，推退到了3月18日（巴黎公社起义纪念日，阴历是2 月24 日）。同时决定成立暴动指挥部，总指挥由任悟僧担任，副总指挥由刘汉文担任。并决定建立三个红军团及领导组织，红一团团长刘汉文，政委任悟僧；红二团团长宁光珍，政委任爱生；红三团团长刘海鱼，政委刘范五。会议研究了具体暴动部署，决定仍按原定计划实施，即举行暴动时兵分两路，一路由红一团从北门进攻，占领县警察局；一路红二团从南门进攻，占领县政府；红三团作为机动力量，负责援助和接应。同时组织攻占榆社县城，缴获敌人全部枪支，夺取政权。会议对暴动准备工作进行了初步检查。当时，党团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党员有：任悟僧、任爱生、刘范五、刘汉文、姚忠祥、宁光珍、刘海鱼、程槐荣、陈五则、田五则、张克和、宁仲元、宁焕武、马申浪（太原工人）、贺朴孩、赵云程（宁光珍的外甥、在国民党县警察局的内线地下党员）共16名党员。团员有韩丽生、张克旺、李效苏、孟德元（我们派进国民党县公安局的内线，负责送情报、口令等工作）、韩芳兰、张志先、李云龙、胡文章、刘克义、刘够孩、周子高、赵丕显、石芝茂共14个团员。会后，为保卫省特派员刘世明同志的安全，确定宣传部长刘范五跟刘海鱼侦察情况，由刘汉文、刘时中立即将刘世明从刘汉文家中转到河峪孙向荣家，后又转到吴水泉家，最后从吴水泉家转到官石崖村。

当时，敌我斗争尖锐，环境十分险恶，党团员和进步人士经常遭到逮捕杀害，姚忠祥等就牺牲在此时。这次工委会开完，姚忠祥当日下午返回北村，由于反动分子何祥瑞告密，旧区长段绍曾半夜带领区警和团丁包围了姚忠祥同志的住房，姚忠祥不幸被捕。次日，押送旧县政府监狱。敌人为了从姚忠祥身上打开缺口，找到榆社地下党的组织和党团员名单，破坏党的组织，先以名利富贵引诱，却遭到姚忠祥的痛斥，敌人就动用种种酷刑拷打忠祥，剥光衣裤让他跪烧红的铁搭链，又用烧红的火柱烙遍全身。尽管皮肉烧焦，浑身打烂，敌人始终未从他嘴里掏出一点有用的东西。他时而大气凛然斥责敌人，时而嘻怒痛骂，弄得敌人狼狈不堪。一次在法庭上，敌人问：“谁是你入党介绍人？”他答：“我父亲！” 敌人又问：“你发展了哪些党员？”他答：“我儿子！” 敌人偶有所得，大喜过望，立即出动警察捉拿姚家爷孙，到姚家一问，才知道姚忠祥的父亲已离开人世6年有余，唯一的儿子也仅8个月。敌人被戏弄上当，恼羞成怒。于是1936年3月19日把姚忠祥秘密枪杀在县城北门外。临刑时几个国民党警察拼命殴打他，不让他说话，他挣扎着用嘶哑的嗓音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姚忠祥牺牲时，年仅27 岁。这一阶段，被敌人逮捕的还有刘汉文、陈五则、杜瑞新、李效苏等几位同志。陈五则、杜瑞新和大批进步人士先后被杀害，形势十分严峻。

1936年3月16日（阴历2月20日）县工委在官石崖召开紧急会议，检查武装暴动的准备情况。任悟僧、任爱生、刘范五、宁光珍、刘海鱼和省特派员刘世明参加了会议（当时刘汉文、姚忠祥因被捕未能参加）。因军事部长刘汉文被捕，准备工作受到阻碍，会议决定把暴动的日期推迟到4月5日（清明节），并增补宁光珍为副总指挥。根据省工委指示，会后派任爱生到沁源山区寻找红军主力部队，并设法同武乡县段村党组织负责人陈登诚联系。任爱生于17 日以后离开榆社到了沁源山区，因红军主力未到此地，故未取得联系。任爱生又到武乡县段村寻找陈登诚，也没有找到，未能和武乡县党组织取得联系，只好返回榆社。

1936年4月2日傍晚，县工委在仅有一户人家居住的好地方沟（现为河峪乡管辖）召开会议，就营救被捕同志和武装暴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参加会议的有任悟僧、刘世明、任爱生、刘范五、宁光珍、刘海鱼。关于营救被捕同志的问题，因这时姚忠祥、杜瑞新、陈五则等同志已英勇就义，会议研究决定武装劫狱，营救刘汉文，并研究了具体计划。领导劫狱的负责人是任悟僧、宁光珍、白三孩、宁仲元、张志先5 同志。

关于武装暴动的问题，自姚、杜、陈三同志遇害后，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发出了通缉令，到处捉拿工委负责人，并出示悬赏布告：“凡捉住任悟僧者赏大洋三千元，捉住任爱生者赏大洋二千元。”许多工委领导家中遭到反复搜捕，未抓到任悟僧、任爱生，敌人暴跳如雷，立即下令将任悟僧同志的父亲、大舅抓捕。防共团提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准放掉一个”的反动口号，同时，反动势力在农村建立了“好人团”（后改公道团），实行十家连环保，出门开路条，造成了“夜问无行人，家家无灯火”的恐怖局面。这一时期白色恐怖笼罩着榆社大地，当时，红军主力未能及时到达沁源山区，榆社党组织又未同武乡党组织取得联系。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作出新的决定：“停止武装暴动，保存力量，实行暂时退却。”县工委领导同志转移到外线，即县与县交界地区，在反动势力较薄弱的地方进行活动。